近日，涉港國安法不斷推進的消息讓一些西方國家坐立不安，澳大利亞就是其中異常活躍的典型。澳大利亞的反應并不令人奇怪。長期以來，澳部分政府人士和媒體就熱衷于炒作外國“干涉滲透影響”和“間諜威脅”，有關言論和報道含沙射影，或明或暗指向中國、俄羅斯、伊朗等國，并把澳大利亞包裝成國際間諜情報活動的“受害者”。事實真的如此么?《環(huán)球時報》記者了解到，近年來，“賊喊捉賊”的澳大利亞從未停止過對別國的間諜情報“攻勢”，我國曾多次破獲澳情報人員針對我國的間諜活動。針對境外實施的滲透策反與情報竊密活動，國內有關部門將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和行動，依法打擊，絕不手軟，堅決維護國家安全與利益。澳方渲染“中國間諜威脅”的言行，更是屢屢遭中方駁斥。

澳情報安全部門的“北京情報站”

澳大利亞是世界間諜情報領域的“老手”，作為“五眼情報聯(lián)盟”的重要成員和美國的跟班，澳不僅緊盯中國，近年來還“賊喊捉賊”，不斷渲染“中國間諜滲透”。然而，在鐵的事實面前，澳大利亞還是“露了餡”。

據(jù)《環(huán)球時報》記者了解，2018年，我國執(zhí)法部門對一起間諜案件進行偵查時，在境內發(fā)現(xiàn)并現(xiàn)場抓獲了執(zhí)行情報交聯(lián)活動的澳大利亞情報安全部門的間諜，當場起獲用于間諜活動的器材、經費以及剛剛搜集的情報資料。記者注意到，其中一個小本上記錄著一些地名，疑似與澳方的間諜活動有關。有關部門透露，除在中國境內實施間諜情報活動外，澳大利亞情報安全部門在澳本土和第三國也針對華人開展策反活動。有關部門曾破獲案件，澳大利亞情報安全部門將一名華人策反后，安排其到位于堪培拉附近的斯旺島秘密基地進行專業(yè)的間諜培訓，之后又將他派遣回中國大陸搜集情報。

另據(jù)《環(huán)球時報》記者獲悉，澳情報安全部門對華間諜情報活動的一個主要方式是：通過向中國內地和香港特區(qū)派遣間諜人員，進行策反發(fā)展和情報搜集活動。澳情報安全部門在駐華大使館設立了北京情報站，這個情報站是東亞地區(qū)最高級別的中心站，不但負責管理在華情報活動，還管轄澳在日本、韓國、蒙古國等地的情報活動。澳方在情報站中派遣了多名情報人員，這些人員有著外交官的身份，還承擔著策反發(fā)展人員和情報交聯(lián)的任務。據(jù)稱，澳大利亞情報安全部門在中國從事間諜情報活動時十分謹慎小心，行蹤詭秘，使用了各類間諜器材，設法規(guī)避中國執(zhí)法部門的偵查。但“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”，其自以為隱秘的間諜活動最終露出馬腳。

近年澳情報安全部門對中國駐澳機構和人員的監(jiān)控力度越來越大，并且大規(guī)模約談、騷擾在澳華人，要求提供華人社區(qū)和中國使領館的情報，甚至將有些人發(fā)展成情報線人，設法向中國駐澳大利亞使領館滲透，或指使他們潛回中國搜集情報。據(jù)國內有關部門掌握，在澳華人學者馮崇義就是澳情報安全部門運用的線人。馮崇義與澳方關系密切，多年來向澳方提供了很多涉華情報。英國《金融時報》曾報道其為澳大利亞永久居民，但仍持有中國護照。馮崇義就職于悉尼科技大學，常年在境外反華媒體上充當“中國問題專家”對華進行污蔑攻擊，2017年，外媒還曾炒作馮崇義回國返澳時被“扣押”的消息。

澳情報安全部門對中國大肆開展技術竊密活動由來已久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，中國駐澳大使館在修建過程中，澳大利亞情報安全部門借機“暗動手腳”。館舍投入使用后，中國有關部門在檢測中發(fā)現(xiàn)，建筑內部被澳方安裝了大量竊聽器材，包括當時最先進的拾震式竊聽器和高頻、低頻電磁感應式竊聽裝置，幾乎覆蓋了每層樓板，甚至連使館儲藏室也未能幸免，以至于中國政府只能在澳重建大使館。從工作掌握的情況看，澳大利亞情報安全部門至今仍未停止對中國駐外使領館的技術監(jiān)控和竊密。

“從幕后走向臺前”

10年前，澳大利亞還被美國“太空戰(zhàn)”網站形容為地處亞太“二線”，但隨著美國在澳部署多座軍事情報搜集站，澳方對俄羅斯、中國等國的監(jiān)視也在加強。近年來，澳國內媒體披露出澳美共同運營“松峽”聯(lián)合情報設施等信息，表明中國已是這些技術監(jiān)控設施的重要目標。澳大利亞不斷強化對中國間諜情報和技術竊密活動的同時，卻指責中國對澳“影響滲透”和“間諜威脅”，用“賊喊捉賊”這個成語形容一點也不為過。

“對于中國的崛起，澳大利亞是懷有復雜心情的。”華東師范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教授陳弘告訴《環(huán)球時報》記者，澳大利亞一方面借中國經濟騰飛而獲得大量經濟利益，另一方面又對中國有著潛意識的敵意，中國的政治體制與其截然不同，近年來澳大利亞政策上意識形態(tài)導向較強，這種潛在的敵意往往在外力和內因的共同推動下冒頭，誤導決策思維。

種種跡象表明，澳情報安全部門并不僅僅滿足于針對中國等國開展間諜活動。一些分析認為，澳大利亞有提升自己國際戰(zhàn)略地位的要求，不滿足于偏安一隅。澳大利亞前總理霍華德曾經說，“澳是美國在亞太地區(qū)的副警長”，通過將自己綁在美國的戰(zhàn)車上，澳大利亞希望借力加強自身影響力。

陳弘告訴《環(huán)球時報》記者：“近幾年來，澳大利亞情報部門從幕后走向臺前，公開發(fā)表對某些重大問題的意見，直接干預政治輿論，試圖影響決策。”陳弘分析說：“事實上，現(xiàn)在澳大利亞已不滿足于擔任美國的跟班和隨從，而試圖扮演美國的合作伙伴的角色。換言之，它不僅僅是服從和聽命于華盛頓，而是會自行戰(zhàn)略布局，發(fā)起行動，對華為的打擊就是一例，2018年，澳大利亞先于美國，宣布對華為實施全面禁令，隨后游說多個西方國家，建議后者效仿。”

澳大利亞對華的“焦慮”和“敵視”到底從何而來?澳大利亞是中等強國，地處南太平洋，在冷戰(zhàn)中戰(zhàn)略地位不高，冷戰(zhàn)結束后更是一度被邊緣化。隨著奧巴馬推出重返亞太政策，尤其是特朗普大力推進旨在遏制中國的印太戰(zhàn)略，澳大利亞開始借此強化其戰(zhàn)略地位。澳大利亞是一個真正的印太國家，通過加強自己在印太戰(zhàn)略中的重要性，加大活躍程度，澳大利亞希望能夠在國際舞臺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。

澳大利亞的這種情緒也反映在其間諜活動中。據(jù)有關部門證實，在澳情報安全部門的間諜活動目標中，中國的分量越來越重。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日益崛起，澳大利亞感到壓力越來越大，焦慮感越來越強;另一方面則是在澳大利亞看來，作為“五眼情報聯(lián)盟”成員，有著搜集中國情報與其他成員共享的強烈“責任感”。為此，澳大利亞近年頻繁修法，不斷增加情報機關職權和經費預算，強化對華情報網絡建設，對中國的間諜情報力度前所未有地加強。

堪培拉的“被害妄想”

正如陳弘所提到的，在澳情報安全部門眼中，中國對澳大利亞的“影響滲透”和“間諜威脅”無處不在，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(ASIO)總干事伯吉斯曾對外聲稱，“澳面臨的外國滲透和干涉威脅在規(guī)模、廣度和目標等方面均前所未有，嚴重程度甚至超過冷戰(zhàn)時期”，“澳各行各業(yè)都是外國干涉的潛在對象，包括各級別議員及其團隊、政府官員、媒體和分析人士、商界領袖、高校等”。在這種“被害妄想”的意識下，澳大利亞情報安全部門不斷鼓動政府出臺針對所謂“外國影響滲透”活動的法案，并且向澳國內媒體“喂料”，暗中支持媒體炒作“中國間諜威脅”，毒化澳中關系。

“向相關媒體‘喂料’，借助媒體對某些敏感問題進行炒作，放大、夸大乃至歪曲某些事件及其重要性，是澳情報安全部門常用的重要手段。”陳弘舉例說，去年曾引起各界關注的“王立強間諜事件”就很典型。

2019年11月，澳大利亞所謂的調查記者尼克·麥肯齊在澳《悉尼先驅晨報》《時代報》和9號電視臺調查新聞節(jié)目《60分鐘》中聲稱一個名叫王立強的27歲中國男子叛逃澳大利亞，王立強自稱是“中國間諜”，“曾在香港、臺灣地區(qū)指揮了間諜活動，后被派遣到澳大利亞開展工作”。陳弘表示：“王立強的自述疑點重重，明顯屬于詐騙，但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，既然王立強自稱‘叛逃’，那必定是與澳方情報安全部門接觸，且按常理澳方不可能讓他主動接觸媒體，那么媒體的消息來源是什么?一個較符合邏輯的判斷是，澳情報部門早已判斷王立強屬于詐騙，但有意放風給記者，借此炒作中國威脅論，至于此事是否屬實，情報部門不作評論，只要在社會上造成所謂‘中國間諜威脅澳大利亞安全’的輿論氛圍就行。”

對澳情報官員和部分媒體對中方的所謂指控，中方多次進行嚴厲駁斥，正如中國外交部發(fā)言人所說：“(澳大利亞)不斷編造所謂中國的‘間諜案’，對澳大利亞的‘滲透案’，我想無論情節(jié)多么離奇，花樣如何翻新，謊言終究是謊言。”